郓城知县时文彬是个好官吗

Apr04

郓城知县时文彬是个好官吗

时间:2014/04/04 10:36 | 发布:历史新知网 | 分类:历史小说

 郓城知县时文彬是个好官吗

  《水浒传》里的好官不多,清官更少,有一个人例外,这就是山东济州郓城县知县时文彬。第十四回是这样写的:“且说山东济州郓城县新到任一个知县,姓时,名文彬,此人为官清正,作事廉明,每怀恻隐之心,常有仁慈之念。争天夺地,辩曲直而后施行;闲殴相争,分轻重方才决断。闲暇时抚琴会客,忙迫里飞笔判词。名为县之宰官,实为百姓父母。”

  这段文字可以进一步解读:一、他是一个新任知县,梁山泊有绿林好汉占山为王不是他的责任;二、断案子比较认真,掌握分寸。任何时候,大量的案件还是民间纠纷,就是经济纠葛打架斗殴之类,而这些案件往往难以分辨是非曲直,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是也。很多县官遇到这类案件,要么扔在一旁不管,要么胡乱判决,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民怨,影响社会风气。而时文彬不这样,他不但管,而且还分辨清楚;三闲暇的时间会会客。旧时官员,县官虽然归朝廷直接任命,但政绩考核依据上级官员对他的评价,这就出现了向上送礼行贿跑门子要官之类的官场腐败行为。时文彬不这样,他大多数时间在忙公务,偶尔有点儿闲暇,也是弹弹琴,会会客。巴结上司,跑官买官之类的事情找不到他。结论:清官好官。

  可是,事情真是这样的吗?

  我们拿两件来看看时文彬这个官究竟是怎样的。

  一、时文彬是怎样管理郓城县衙门里官员的

  首先出场的是两个都头,朱仝和雷横。为了防止这两个人偷懒应付,时知县让两人巡逻到东溪村,因为那儿山上有一株独一无二的大红叶树。看起来,这个知县管理队伍非常注重细节,可是仔细想想,只要这个巡逻队伍走到那儿就万事大吉了吗?维护社会治安,坐在衙门里不出门当然不行,关键还是要看效果。问题恰恰出在,他的这两个都头,认认真真地执行了他的指示,都到了东溪村;随心所欲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对于灵官殿中的那个大汉刘唐说抓就抓,说放就放。

  刘唐是雷横捉拿的,先说雷横。他到灵官殿里看见刘唐睡在供桌上,也不问个青红皂白,第一反应就是“知县相公忒神明”,这儿果然是个贼,于是,一不用问二不用审,直接就把人定为贼,一个县里有了这样的一个都头,这个县里想保持社会稳定都难。假如这个人不是刘唐,不是为了生辰纲,只是一个一般游手好闲的赖汉,一个吹捧知县神明的人,难道不会被认为是办事干练的人才吗?接下来的事情更糟糕,你既然认为这个人有问题,应该是赶紧押回去审问才是。但是雷横却不,他带着二三十个人到晁盖庄子上去“歇息”,而晁盖很自然地让庄客安排酒食管待。看起来,这雷横利用职务之便“吃拿卡要”已经是习以为常。正所谓是“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短”,在离开晁盖家门时,刘唐叫了一声“阿舅”,晁盖一认可,雷横马上就放了刘唐。这个时候,法律的程序,知县的“神明”都比不上一顿饭!不用说,雷横肯定知道,不管这个人是晁盖的真外甥还是假外甥,好处是少不了他的,果然,就是这么一趟例行的巡逻,就赚了十两银子。

  晁盖对雷横是这般大方,却不及和朱仝好。生辰纲事发,时文彬安排县尉及朱仝、雷横捉拿晁盖,可能这个县尉经验武艺都不行,只好听从朱仝的,朱仝就这样放了晁盖。这件事情雷横心里明白,“朱仝和晁盖最好,多敢是放了他去”,安排如此周密的抓捕计划失败,这个时文彬既没有问一个去向,也没有追究责任,甚至都没有问一个为什么,这样的官长能够带出一支什么样的干部队伍?后来宋江遇到了官司,一应事体都是朱仝在打点,可见这个朱仝枉法弄权要比雷横严重得多。

  再说这个宋江,他竟敢来回花费上一个时辰的时间给晁盖送信让其逃跑,让上级来人等候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时文彬为什么不问一声何观察什么时候到的?宋江在山东河北一带是闻名的及时雨,花钱像下雨一样,时文彬应该是早就听说过。作为一个知县,到任后也该知道宋家究竟有多少土地,宋江挣多少俸禄,这种花钱如下雨的状况,宋江的经济来源能够支撑吗?

  还有一个张文远,平日里常去“三瓦两舍”也就罢了,勾引宋江的小妾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在眼皮子底下发生?这事情,发生在民间这个县太爷要管,发生在衙门僚属当中更应该管,因为这问题,既关系“风化”,又关乎律令。这件事情,郓城县城里的人都知道,只不过是瞒着宋江一个人而已。其实,宋江也是隐隐约约知道一些,只不过大家没有说破,他也没有说破。

  如果说,以上事情时文彬都不知道,那这个官也实在是太昏了,除了自己觉得有点儿小聪明,几乎和聋子瞎子差不多。

  对于以上人员,时文彬可以处理他们吗?答案是肯定的。武松打死了景阳冈上的老虎,阳谷县知县当场就参武松做了都头,也就是朱仝、雷横一样的职务。雷横打了知县相好的父亲,知县马上就能把他带枷示众,不需要任何请示呈报。观察何涛因为侦破生辰纲一案不力,州尹先把他脸上刺上金印,让他成为“准罪犯”。这些事情都表明,知县对于都头、押司这些人具有绝对的权力。说你行,不要什么由头你就可以当官,说你不行,随便找个由头就可以把你变成“罪犯”。至于撤职,恐怕还得要“谢恩”才行。

  在这个乌烟瘴气的郓城县官场,时文彬在僚属管理上不作为,这样的官能好到哪里去?硬要把他向好官上靠,最多也就是“洁身自好”而已。

  二、时文彬是怎样断案子的。

  时文彬断过一件案子,宋江杀妾案。时文彬是怎么审理判决的呢?

  宋江杀了阎婆惜,因为唐牛儿的掺合,宋江走了。阎婆只好扯住唐牛儿来到县衙。大堂上,阎婆分明告的是宋江,唐牛儿也把事情说得很清楚,可是这个时文彬开口就说:“胡说!宋江是个君子诚实的人,如何肯造次杀人?这人命之事,必然在你身上!”定下了这个调子,然后再派人去勘验现场。因为张文远的原因,这件事情还是落实在宋江名下。可是,这个时文彬,“却和宋江最好,有心要出脱他,只把唐牛儿来再三推问。”唐牛儿说了并不知道前面的事情,时文彬却说:“你这厮如何隔夜去他家寻闹?一定你有干涉!”当唐牛儿说只是为了去讨碗酒喝,他马上就说:“胡说!打这厮!”可是,不管他怎么打,唐牛儿前后说的都一样。更可恨的是,时文彬“明知他不知情,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来勘问。”由于杀人凶器刀子是宋江的,张文远又是懂得办案的内行,在他的再三督促之下,时文彬“遮掩不住”这才差人到宋江的住处捉拿。宋江逃走了,当张文远要时知县到他老家去捉拿时,这个时文彬“本不肯行移,只要朦胧做在唐牛儿身上”。由于这文案是张文远管着,他唆使阎婆不停地上告,时文彬这才不得已派人去了一趟宋家庄。宋江是一个杀人嫌疑犯,又经常的使枪弄棒,去抓捕这样一个人,时知县只派了“三两个做公的”。当公人拿了一张宋江的“出籍”文书回来,时文彬如获至宝,马上就要作为一个“积压”案件处理,发一张“海捕文书”了事。张文远不行,阎婆子要到州里去告,这个时文彬才派了朱仝和雷横去宋家庄捉人。不用说,派去的这两个人还不如前面派去的那“三两个做公的”。最终,这案子还是只发了一个通缉令了事。整个案子,就苦了唐牛儿一个人,他被“问做成个‘故纵凶身在逃’,脊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一件杀人案,就这样被弄成了糊涂案。一个无缘无故的唐牛儿,倒被弄成了冤案。

  当看完了这个案子再回头看对时文彬的介绍,什么“辩曲直,分轻重”则完全是一派胡言。也许这事情放在两个一样的百姓身上他辩过一回“曲直”,可到了宋江这儿,这曲直根本就不用辨。

  那么,这样一个丝毫不明的糊涂官,为什么能够被作者当成是好官呢?主要原因在于,建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这种等级的观念深植于每一个人的头脑当中,哪怕是敢犯上的人,一旦以他自己为坐标来衡量人,马上也会有一个贵贱的标尺在他的心里。比如说那个林冲,高衙内侮辱他的娘子,这对于男人来说是何等大事,他因此而拔拳相向,可是当他见那人是高俅的干儿子时,立刻就放下了手。可是,在上梁山前,当柴进的庄客不愿意回给他酒吃的时候,他却说人家“好无道理”,把五六个人全部打走,快活地吃人家的酒。为什么会是这样?只因为这些人都是些小人(这厮们)。难道是林冲的性格有变化了吗?肯定不是。当他举起拳头来,那就是要打人的,只不过当他看到这个人是个上等社会的人,哪怕他的人格是极度的龌蹉,他的拳头也落不下来了。而柴进的这些庄客们,是些下等人,就应该匀一些酒给他吃。我要了你们还不给,这不是找揍吗?同样的道理,在时文彬眼里,宋江是个“君子”,不可能“造次杀人”,这杀人的勾当,只能是唐牛儿这种人才干得出来。这就是一种思想观念不自觉的流露,骨子里的东西,掩饰不了。等到确定这人是宋江所杀,时文彬仍然是将唐牛儿百般拷问,无奈唐牛儿编造不出一个合适的杀人情节,这杀人凶手就无法按到他的头上。这时候的时知县就三番五次地想法给宋江开脱,不派人缉拿凶手,导致宋江能够轻易脱逃。这样一桩案子,为什么郓城县衙门一应人员都不认为宋江这人可恶(这时候所有人都不知道宋江是因为梁山事杀的阎婆惜)?时文彬把简单案子办成悬案冤案,而作者还要把这样的人说成是好官呢?根本原因,就是阎婆惜和宋江地位不对等。阎婆惜是个出入妓院卖唱的,是比奴婢还要下一等的人,她又是被宋江买来的,这样的人,即便是宋江毫无道理杀了他,也不足道。因为宋江买了她,已经把她从下贱的娼妓变成了“如夫人”,可是她还背着宋江偷汉子,这样的人,理应该死!张文远极力为她说话,并不是为了什么道义,只因为两个人的奸情。正因为如此,张文远的所作所为反而“不合时宜”,所以才受不了周围的压力放弃了追究宋江的罪行。在这样的社会氛围当中,时文彬把宋江捉住才不是一个好官,因为他可能和后任知县一样,为了一个“婊子”而利用刑罚,或者他就是一个潜在的张文远。这是当事人的观念,也是整个封建社会文人的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水浒传》作者处于乱世,靠读书当不了官,但这种自视“上品”的观念却和秀才、举人、进士的读书人丝毫没有两样。换句话说,作者即便是当时的郓城知县,他也不会去维护一个“婊子”这种下等人。封建社会,官员几乎个个贪贿,“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反映的就是这种状况。偶尔出一个不贪的官儿,这个人就会被看成是好官。在这种标准之下,一个有着天下第一大盗贼梁山的县里,不影响知县是个好官;有一个污浊不堪的官场不影响知县是个好官,把易案办成悬案冤案也不影响时文彬是个好官。

 

  不过,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待时文彬,他却不是一个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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