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眼漫录——《学史与史学》

Feb25

经眼漫录——《学史与史学》

时间:2014/02/25 23:46 | 发布:历史新知网 | 分类:文史百科

 经眼漫录——《学史与史学》

  文/傅杰

  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学史与史学》是蒙元史专家周清澍先生的“杂谈和回忆”(本书副标题)。作者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受到郑天挺、周一良、张政烺、邓广铭、卲循正、杨人楩等先生的教诲,又成为周一良先生指导的亚洲史专业研究生。1957年到新创的内蒙古大学执教,奉命改行向翁独健先生研习蒙古史,又得到一度被调任为内蒙古大学副校长的韩儒林先生指授,是蒙元史学界唯一师从过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三位大家的学者。本书是他学习、工作经历、尤其是对众名师回忆的文字与论蒙元史史家及史籍的文字的结集。作者对钱大昕、沈曾植、《元史》《全元文》《蒙古源流》的论述自都出色当行,对各位师友的记述也都有非第二人所能道的秘闻实料。

  作者特殊年代留下的特殊记忆,有的令人心向往之,有的令人心惊肉跳。令人心向往之的例子如在本科就读期间,张政烺先生可以利用星期天带他们去参观故宫,充当导游讲解员。调往内大之后,他又可以怀揣系里的一万元设备采购费,请出张先生去琉璃厂挑选一天,罗致了包括陶器、青铜器、瓷器、古钱币、甲骨等各个时代的器物,“后来在历史系陈列了满满一间教室,付账时结算,仅用去一千元零一点。这批文物已成为历史系的一批特藏”。令人心惊肉跳的例子如对郑天挺、向达、翁独健、周一良、杨人楩先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形形色色的遭遇的写实。接触较多的师辈的近距离观察之外,即使是远距离的印象也片言可宝。如作者回忆五十年代初的老师开列基础课参考书目,教中国古代史的张政烺先生不主张读今人著作,认为如愿深入学习可读《资治通鉴》,战国前可读《史记》,邓广铭先生则指定读钱穆《国史大纲》;教世界古代史的胡钟达先生指定海斯和穆恩的世界史古代部分,雷海宗先生为表示学习苏联,只要求读苏联的中学教科书《世界中世史》中译本。而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作为反动御用文人受到批判的朱光潜先生,其反动言论及郭沫若、邵荃麟批判他的文章都被校方广为印发,在大礼堂向全校师生的公开检讨不下三次,而在英语翻译课的讲台上并不畏畏缩缩,仍能保持教师的责任与尊严,在黑板上把学生写下的译文打了两三个叉,大声批评“错了!错了!”作者在后记中说,他的回忆多已是六十年前的事,“如果让今天的大学生阅读,就相当于我初入大学时读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前清朝人的回忆,时过境迁已久,大多数人已感生疏,北大的往事和居史学界重要地位诸师的逸闻,相信会有许多人感兴趣”,也“能反映中国学术史的一个侧面”。其言不虚。

  尽管有人提出过异议,“钱钟书”似乎已被多数出版物统一规范为“钱锺书”了。本书中多处出现的胡钟达先生不像钱先生那样有名,所以还没有被约定俗成。但“胡钟达”与“胡锺达”在同一本书、甚至是同一篇文章中反复出现(在《回忆向觉民师》中各出现两次以上,在《沙滩北大二年》中则有规律地轮换着各出现了三次),不免有碍观瞻。无独有偶,“钟哲民”与“锺哲民”也在书中交替上阵。而更令人意外的是在《回忆周一良师》中,提及周先生“文革”中参与的写作组“梁效”一连八次都被印作了“良效”——尽管这的确也是命名者当初所取用的谐音之一。

  梁效“骨干”成员、比作者晚几年考入北大历史系并留校任教的范达人先生的回忆录《“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其中《“梁效”的架构》章记述,1974年,姚文元提出报上经常出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这样的署名文章不太好,能不能用笔名。在传达到写作组后:

  我当时建议用“梁效”,因为一则北大、清华是两所学校,“梁效”与两校谐音,再则用“梁效”两字从语音听亦不错,表示良好效果的意思。梁又是百家姓的一姓。……后来,“梁效”竟成了我们的主要笔名,人们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这一名称渐渐淡忘。国内外索性将这一组织称为“梁效”。如社会上广泛流传“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有人还用“写梁效式的文章”的语句,讽刺他人。

 

  无论是昔日显赫的威名,还是后来昭著的臭名,总而言之“梁效”都是鼎鼎大名。这个已经进入了历史的历史专名,误印在这样一本历史读物中,不能不说是白璧微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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