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叙利亚—伊朗准联盟关系的形成原因

Jun27

试析叙利亚—伊朗准联盟关系的形成原因

时间:2014/06/27 11:20 | 发布:历史新知网 | 分类:传统文化

试析叙利亚—伊朗准联盟关系的形成原因

  宗教、民族、文化和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叙利亚和伊朗之所以会形成一种准联盟关系,既于动荡纷争的中东特殊环境有关,也与地缘政治因素有关,更离不开伊斯兰革命的孕育和两伊战争的契机。而且为了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双方采取了一种联而不盟的准联盟关系。

  关键词:叙利亚;伊朗;准联盟联系;形成原因

  探讨叙—伊准联盟的起源,首先离不开中东这个纷繁复杂的大背景,它是该联盟赖以生存的土壤。中东原本就因民族、宗教、领土和文化而矛盾丛生,随着石油、以色列的出现,外部干涉使中东更加动荡不安。为了提升自己的地区和国际地位,在财富和援助的诱惑下,许多地区领导人通过培养与华盛顿或莫斯科的亲密关系来利用两极格局。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努力通过与那些想在中东最小化外部势力的地区领导人合作来提升安全。中东这种反复无常和不稳定局势导致了许多联盟的形成。因此,联盟成了分析中东政治的关键,而叙—伊准联盟便属于后一种。沃尔特曾区分了从1955—1979年间中东33种不同的联盟,总体趋势一直是地区领导者为了减少另一地区权力或联盟所带来的威胁而形成联盟[1]。叙—伊准联盟之所以形成主要是为了应对20世纪80年代来自地中海地区和波斯湾的伊拉克、以色列以及美国的直接挑战。

  一、伊斯兰革命是促使该联盟形成的最初推动力

  一方面,革命推翻了伊朗保守的亲西方的君主制体,从而改变了伊朗传统的结盟模式。革命前,同为亲美的伊朗和以色列两国自然结成了一种联盟。而伊斯兰革命的一个核心使命便是反犹太主义。中东第一个巴勒斯坦大使馆在伊朗首都开设,并以取消以色列代表团为前提条件,就是革命对伊朗在阿—以冲突的态度方面所引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一种征兆。当保守的亲西方政府变成了伊朗颠覆的对象和以色列在意识形态上没有资格作为一个盟友时,伊朗寻求找到一个相似的激进的政府作为在阿拉伯世界输出革命的过程中的新同伴。由于叙利亚处于以色列的前线并在黎巴嫩对抗西方,所以它有可靠的革命信念。

  另一方面,伊斯兰革命为长期的巴列维的伊朗与叙利亚之间的敌对关系的改变提供了一个契机。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巴列维的伊朗与叙利亚之间都是相互敌对的。亲美的伊朗和亲苏的叙利亚之间在外交政策上的定位首先是冲突的;其次,关于胡泽斯坦等众多问题使双边关系更加恶化,尽管十月战争期间,由于伊朗向阿拉伯国家实施援助使双边关系出现了短暂的缓和,但是70年代后期,双边关系因埃及与以色列鉴定西奈协定而再次陷入危机。巴列维支持萨达特大胆的与以色列首先缔结和平条约,从而损害了叙—伊关系。因此,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爆发成为叙利亚企盼与新的伊朗政府建立全新的外交关系的一个契机,也正是因此,叙利亚成为继苏联之后第二个承认伊朗的革命政府的国家。

  二、叙利亚和伊朗反对伊拉克的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促进了叙—伊轴心的建立。对伊拉克的共同憎恶是该联盟的一

  个主要支柱

  1.叙利亚—伊拉克矛盾。叙利亚与伊拉克长期不睦,其原因主要有:(1)同为复兴党掌权的国家,双方竞相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复兴党;(2)争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在埃及因鉴定戴维营协议而被驱逐出阿拉伯阵营后,双方矛盾更加明显;(3)河水分配之争。叙利亚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1976年建成的塔布卡水坝使流入伊拉克的河水流量下降了80%;(4)输油管道的费用问题。尽管十月战争期间,因伊拉克曾派兵援助叙利亚而使两国关系有所缓和;尽管1978年10月,在巴格达,哈菲兹·阿萨德和哈桑·贝克尔鉴署了一个联合国家条约,从而加强了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的合作,但是,之后又由于伊拉克指责叙利亚支持反萨达姆集团,双方关系恶化并导致两国互相关闭使馆[2]。巴列维的倒台和萨达特退出阿拉伯条约组织都为维护伊拉克在海湾地区的领导地位提供了新的机遇。埃及与以色列的单独和平加强了叙利亚在黎巴嫩的战略危险。此时的阿萨德似乎只有一个朋友:霍梅尼。因此,叙利亚—伊拉克矛盾变得不可调和。

  2.两伊矛盾。两伊是邻国,边境争端自古就有,主要表现在对阿拉伯河主权以及对胡泽斯坦地区和海湾三岛归属的长期争执上。其次,在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也积怨很深。在民族问题上,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历史上多次交战,积怨颇深。同时,两伊分别支持对方境内的库尔德人独立运动是又一因素。在宗教问题上,两伊虽同属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但分属两大教派。伊朗95%的人是什叶派教徒,他们掌握着国家政权;伊拉克的什叶派教徒虽占人口的60%,但逊尼派却掌握着国家政权。什叶派在两伊的不同地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加深了两伊之间的长期不和。1975年,伊拉克在伊朗和美国压力下,被迫签署了有利于伊朗的《阿尔及尔条约》。条约规定:伊拉克以阿拉伯河全部水域按主航道中心线划界为代价,换取了伊朗放弃对伊拉克境内库尔德族游击队的支持。《阿尔及尔条约》签署后,两伊都没有认真遵守,边界武装冲突频仍。随着革命后霍梅尼输出“伊斯兰革命”造成伊拉克南部什叶派聚居地区动荡和对伊拉克的统治阶层构成的严重挑战和萨达姆欲实现地区坐大使两伊矛盾激化。

  三、霍梅尼政府和阿萨德政府在内政和外交上互有需求

  1979年扣押美国人质事件使美伊关系跌入深渊并导致伊朗在国际上的孤立,霍梅尼政府受到了国际经济和外交制裁;1980年伊拉克对伊朗的入侵意味着霍梅尼政权非常依赖哈菲兹·阿萨德的外交和军事支持;在萨达姆开始大规模的侵占伊朗领土并努力把战争描述成阿拉伯—波斯冲突时,这种支持对于避开失败和避免孤立是必要的。从内部看,伊朗政府面临着混乱的革命政治和库尔德人、俾路支人和别的民族的反抗和起义。哈菲兹·阿萨德也不比霍梅尼好到哪里去。长期以来,叙利亚的穆斯林兄弟会一直在追杀他,叙利亚人怀疑伊拉克人参与了谋杀行动,这正如伊拉克人怀疑叙利亚人参与了大约一年前的反萨达姆的政变阴谋。除了伊拉克之外,约旦、沙特阿拉伯,甚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被怀疑支持了反阿萨德的穆斯林兄弟会。在阿萨德看来,与伊朗什叶派伊斯兰政权结盟,除了有助于从沙特阿拉伯勒索更多的援助并获得伊朗廉价的石油外,还有助于他反对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运动以及改善他与黎巴嫩的关系。由于大马士革和德黑兰的这些内外担心,所以以宗教为基础的霍梅尼政府能够与世俗的复兴党政府结为盟友。

  四、两伊战争提供了一个把正在萌芽的叙—伊友好关系转化成正式的准联盟的机会

  两伊战争爆发后,大马士革给伊朗提供军事供给和外交援助,使双方关系更为密切。实际上,维持和扩大同尽可能多的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对于改变现存局势和驱散海湾战争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敌对冲突延续的观念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在战争爆发后两周内,叙利亚保持沉默,它在焦急的等待去看伊朗能否在伊拉克的袭击下存活。当伊朗承受了最初的打击并随打击而发展时,大马士革便打破了沉默并谴责伊拉克的入侵是“在错误的时间对错误的敌人发动的错误战争”。在战争的开始阶段,最显著的叙—伊合作反对伊拉克进攻的例子出现在1981年春对瓦利德的袭击。瓦利德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伊拉克的大部分战略轰炸机(Tupolev TU-16 Badgers,TU-22 Blinders)和运输机(Ilyushin Il-76s,Antonov An-12s)的存放基地,但它位于伊拉克的最西地区,超出了伊朗空军的有效范围。为了确保伊朗作战飞机到达瓦利德,在行动期间,叙利亚不但允许伊朗飞机飞过其领空,并且给完成两段航程的伊朗空军波音707和747运载飞机加油,之后又把被伊拉克反击炮击坏而迫降于叙利亚的伊朗飞机上的机组人员送回国。1981年后半年,叙利亚继续给伊朗提供各种军事援助,包括培训坦克队员和传送武器及提供有价值的军事情报[3]。

  为了把这种自然形成的叙—伊友好关系确立下来,并使之制度化,1982年3月的12日至16日期间,叙利亚和伊朗官员在德黑兰签署了一个为期十年的经济协议,还有紧密相关的石油协议和(可能的)一个秘密的武器协定。按照协议,伊朗将每年向叙利亚出口900万吨石油,后据西方消息透露,叙利亚以28美元一桶的低价从伊朗进口,而此时,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官方价格是34美元一桶。作为回报,叙利亚每年给伊朗提供30万——40万吨磷酸盐(伊朗的石油化工工业所需求的),后来,叙利亚把它每年的磷酸盐出口增加到100万吨,这同伊朗的国内需求基本持平。另外,据报道,在访问德黑兰期间,叙利亚副总统阿卜杜勒·哈利姆·哈达姆也同伊朗签定了一个秘密武器交易。报道显示,在8月初,几艘装有包括130毫米、2—23反飞机大炮榴弹炮、坦克、弹药在内的船只离开塔尔图斯和拉塔基亚港口驶往伊朗[4]。而且,几架装有武器的飞机也从叙利亚到达伊朗,这同1982年春伊朗的一系列成功相一致,从而导致伊拉克军队从他们所占领的伊朗领土上被驱逐。这些协议签署后,叙利亚在4月8日关闭了它与伊拉克的边境,更关键的是,关闭了经叙利亚的伊拉克石油公司的管道,作为回报,叙利亚人不但从伊朗获得了打折的石油,而且他们还在哈马和巴尼亚斯港口提炼以供对外出口。伊朗前外长阿里·阿克巴尔·韦拉亚提(Ali Akbar Velayati)曾说,“这是加强和扩大与叙利亚和伊朗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相关的政治关系的一种方式”。但是为了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叙—伊双方所签署的这个条约表面上只是一些经济协定,而并未公开的将安全义务和责任包括在内,按照凯格利(Charles W. Kegley与威特考夫(Eugene R. Wittkopf ) 1999年合著的《国际政治》一书对联盟的界定,即联盟是指两个及以上国家为了增强它们间的共同安全,通过集合军事力量、承诺协调政策而签订的正式协定。按照这种界定,只有签订正式军事协定的安全合作才可称为军事联盟[5]。但从双方表现和历史事实又可见其隐含着的安全合作关系,因此把叙—伊关系称为准联盟关系。

  总之,叙—伊联盟的形成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的结合,即共同反对伊拉克,以色列和西方霸权。之后,该联盟又经受住了后来的黎巴嫩—以色列战争和海湾战争等重大考验而存续至今,成为中东最持久且最具潜力的轴心之一。

  参考文献:

  [1] Jubin M.Goodarzi,Syria and Iran:a:Diplomatic Alliance and Powers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M].London. New York:Tauris Academic Sicdies,2006.

  [2] 赵国忠,等.简明西亚北非百科全书[K].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0.

  [3] Jubin M.Goodarzi,Syria and Iran:a:Diplomatic Alliance and Powers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Tauris Academic Sicdies London new York,2006.

  [4] Jubin M.Goodarzi,Syria and Iran:a:Diplomatic Alliance and Powers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M].London. New York:Tauris Academic Sicdies,2006.

 

  [5] 孙德刚.叙利亚与伊朗准联盟关系浅析[J].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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